他是贺子珍的亲哥哥，早年间跟着毛主席一起闹革命，职位甚至一度比粟裕还要高，可

　　就连毛主席都说：“贺敏学是第一个上井冈山的高级干部。”接下来，就一起走进那段历史，看看贺敏学的传奇人生。

　　1904年，贺敏学出生在永新县黄竹岭村的一个普通家庭。家里不算富裕，但父母总想着让他多读书，将来能有个安稳前程。

　　可这孩子从小就不是坐得住的性子，高小毕业就跟着村里的武师练拳脚，掏鸟窝、摸鱼虾的本事比背书厉害多了。后来家里凑钱送他去吉安阳明中学，本想让他收收心，没成想他在学校里更“野”了，牵头组织同学反对北洋军阀，还跟同班的袁文才成了拜把子兄弟。

　　那会儿两人总凑在一起读《水浒传》，袁文才常说：“敏学哥，将来咱们也得像梁山好汉那样，替老百姓出头。”谁能想到，这句少年戏言，后来竟成了两人人生的交集。

　　1926年，贺敏学听说南昌有所军官子弟学校能参加革命，背着包就跑了过去。凭着一身拳脚功夫和股子冲劲，他还真考上了，没多久就加入北伐军，跟着队伍打回永新，把孙传芳的兵赶了出去。

　　那时候的贺敏学，满脑子都是“救国救民”的念头，可跟着混了一阵，他渐渐觉得不对了：官场上勾心斗角，底层百姓的苦一点没改善。直到遇到地下党员刘作述和欧阳洛，两人夜里跟他聊革命道理，贺敏学这才明白：“原来真正能救中国的，是。”

　　1927年，他悄悄入了党，成了永新县党支部书记，还兼任县农民自卫军副指挥，这年他才23岁。

　　可没等他干出多少事，蒋介石就发动了“四一二”政变。永新县的反动派联合地主武装四处抓人，贺敏学没躲过去，被关进了监狱。狱里的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，鞭子抽、烙铁烫是家常便饭，可他硬是咬着牙没吐露半个字。

　　更让他揪心的是，家里为了救他，几个叔伯兄弟先后被敌人杀害，贺家成了反动派的“眼中钉”。但贺敏学并没因此向敌人低头，他在狱里悄悄联络了几十个党员和众多群众，成立了监狱党支部，自己当书记，就等着外面的机会。

　　机会是妹妹贺子珍带来的。贺子珍那会儿才18岁，冒着生命危险联络上宁冈的袁文才和王佐。袁文才一听说老大哥贺敏学被关，立即就带了农军来救。

　　1927年7月，贺敏学在狱里带头暴动，外面的农军同时攻城，里应外合之下，永新城被拿了下来。贺敏学出狱后没歇着，立刻组织三县农军成立革命政权，自己当县革命委员会主席。可好景不长，调了重兵反扑。

　　农军寡不敌众，贺敏学只能带着队伍往井冈山方向撤。这一撤，就撤成了“上井冈第一”，在所有党政军高级干部里，他是最早踏上井冈山的。

　　到了井冈山，贺敏学才算真正跟革命大部队接上了头。那年秋天，毛主席带着秋收起义的余部到了井冈山脚下，可袁文才和王佐这两个“山大王”对外面来的队伍不放心，硬是把路堵了。

　　毛主席急得团团转，这个时候，贺敏学站了出来：“我去跟袁文才说。”他找到袁文才，两人从中学时候的往事聊到当下的革命形势，袁文才被说动了：“敏学哥信得过的人，我也信得过。”

　　就这么一句话，井冈山的山门为毛主席敞开了。后来毛主席常说：“要是没有贺敏学，我们上井冈山还得费不少周折。”

　　在井冈山的日子里，贺敏学没把自己当“关系户”。虽然妹妹贺子珍后来跟毛主席结了婚，他成了毛主席的大舅哥，可他该站岗站岗，该打仗打仗，跟普通战士没两样。

　　1928年，红军主力去了湘南，敌人趁机猛攻黄洋界。贺敏学带着永新赤卫大队守在北大门，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，硬是把敌人挡了回去。战后清点人数，他自己也挂了彩，可还是笑着说：“只要井冈山在，咱们就有根。”

　　1933年，第四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博古、李德等人排挤毛主席，贺敏学因为跟毛主席走得近，也被安了些“莫须有”的罪名，不仅被撤了职，还关了一段时间。长征开始后，他没能跟着大部队走，留在赣南打游击。

　　1935年的一天，他被叛徒龚楚诱去开会，刚到洞口就觉得不对劲：站岗的人穿得整整齐齐，哪像缺衣少食的游击队？贺敏学假装去厕所，转身就往树林里跑，身后枪声大作，他的腿被子弹打穿，滚下了山崖。

　　醒来的时候，贺敏学躺在一个老猎户的茅屋里。老人说：“我儿子也是红军，在彭老总手下当兵，我不能看着你死。”老人每天上山采草药给他治伤，还煮米粥、打野兔给他补身子。贺敏学在茅屋里养了一个月伤，伤还没好利索就急着找部队。

　　他拄着拐杖，一路乞讨，遇到保安队盘查就装成流浪汉，好几次差点被认出来。就这么颠沛流离了大半年，直到1936年，他才终于找到游击队。

　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贺敏学成了“革命一块砖”，哪里需要往哪里搬。他在新四军当过教导大队队长，在华东军政学校当过校长，后来又到华野当参谋长、师长，豫东战役、济南战役、淮海战役，一场场硬仗打下来，他身上的伤疤又多了好几块。

　　1949年，渡江战役打响，贺敏学时任27军副军长兼参谋长。他力主先派侦察兵过江摸清敌情，可这个提议一开始没通过，直到吵到陈毅那里，陈毅拍板：“就按贺敏学的方案来。”

　　4月20日晚上，贺敏学亲自指挥238团从安徽无为县的泥汊、狄港渡江。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江面上风大浪急，敌人的炮火在身边炸开，水柱溅得满脸都是。他站在指挥艇上，盯着前方的灯光信号，嘴里不停地喊：“快！再快一点！”

　　半小时后，先头部队成功抢滩，后续部队跟着信号灯源源不断地过江。毛主席后来听说了，特意夸他：“你们是全军最早过江的部队，渡长江第一，名副其实。”

　　1952年，党中央决定把八个师转为建筑工程部队，让他去上海牵头搞基建。消息传来，不少老战友替他不值：“你可是战功赫赫的老红军，怎么去当‘包工头’了？”贺敏学却不觉得委屈：“革命时期打仗，建设时期盖房子，都是为老百姓干事，有啥不一样？”

　　到了上海，贺敏学先骑着自行车转了半个月。看到工人住在阴暗潮湿的棚户区，一家好几口挤在一间小木屋，他心里不是滋味，立刻给中央写报告，请求改造棚户区。中央批准后，他带着两万工人破土动工，每天天不亮就到工地，晚上还在办公室研究图纸。

　　后来他又接了个大活：建中苏友好大厦（现在的上海展览中心）。那会儿技术设备落后，大厦面积有五万多平方米，不少人觉得没把握。贺敏学却不慌不忙，一边向苏联专家请教，一边鼓励工人大胆尝试。

　　有次施工遇到难题，他在工地蹲了几天几夜，跟着工人一起琢磨解决方案，最后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。大厦建成后，被评为国家优质工程，贺敏学站在大厦前，比打了胜仗还高兴。

　　1958年，贺敏学被调到福建当副省长，这一待就是30年。在福建，他管过工交，管过基建，修过邮电大厦，建过福溪水电站，还把三明这个穷山沟改造成了工业城市。有人说他“越当越回去了”，当年的老部下有的成了将军，有的成了部长，他还是个副省长。

　　可贺敏学不在乎，他常说：“官多大不重要，能为老百姓干点实事就行。”陈毅来福建考察，听说他连省委常委都不是，惊讶地说：“贺敏学怎么连常委都不是？论资历论功劳，他哪点差了？”

　　1988年4月26日，贺敏学在福州去世，享年84岁。临终前，他拉着孩子们的手说：“你们要好好为国家做事，我就放心了。”